据日本新华侨报报道，在日本第一个站出来公开痛斥学历社会，主张高学历者不幸的，是在34岁那年就获得日经“经济图书文化奖”的东京大学教授、高学历者安富步。

安富步说，像东京大学、京都大学这样的一流学府毕业的人，从小就以他人的眼光为基准活着，久而久之，就失去了自身的感觉。“能够进入东京大学的人，平时思考的都是出题者和评分者想要看到什么。这就造成了一种‘灵魂之伤’，让自身丧失了感受幸福的能力。”

赞同“高学历者不幸”论的，还有日本维新会所属众议院议员坂元大辅。

坂元的父亲是大阪市政府部门的公务员，最终学历高中。父亲的职场经历，让坂元在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，“如果没有高学历，就不能快速晋升，不管干得有多好。”为此，自小学五年级，他就为自己定下目标，一定要考上东京大学法学系，毕业后进大藏省工作。在读高中时，他放弃了离家较近的学校，而选择了上学需要2小时路程的东大寺学园。因为东大寺学园的升学率更高一点。

坂元高中在校期间，通过新闻报道，知道了政界的一些阴暗面。因此，他一度改变了自己的理想，并且开始逃学、辍学。后来迷途知返，又去美国留学。坂元说，“就因为我是高中辍学，以前连找个地方打工都得不到面试机会。但我去美国留学回来后，社会信用度陡然上升。可是我这个人，其实并没有任何改变。”

另一位34岁，不愿公开姓名的曾经的东京大学的学生说，“为了不让父母、亲人、老师失望，自己一门心思考东大。在进入东大学习了6年后，我主动退学了。母亲因为这个患上了忧郁症。在找工作时，对方总会问我，‘你都考上过东大，还干这个？’在工作中，只要有一点表现好的地方，就会被赞为‘不愧是东大生。’但在做的不好的时候，就会被骂‘你这也叫进过东大的？！’”

现在，这名曾经的东大生是自由剧作家，在剧团里工作。“看着剧团成员们不受学历束缚，只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我非常羡慕。我想尽快摆脱东大这两个字和高学历人生。”

当然，成功摆脱高学历人生的，也不乏其人。今年34岁的家庭主夫宫内崇敏，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宫内崇敏从庆应大学毕业那年，恰值日本的“就业冰河期”。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拿到了5家大型企业的内定。虽然他并没有因出身名门大学就自视高人一等，然而在公司里，同事们依旧把他的业绩和晋升归为“学历效应”，就连给上司提建议、出主意，也被普通大学毕业的上司认为是恃才自傲。

在人际关系压力下，宫内崇敏出现了莫名头晕和过度呼吸的症状，经诊断，系自律神经失调症。该病症即便是在跳槽后也不见好转。最后，他对在外企工作的，同为庆应大学毕业生的妻子说，“我不想在社会上混了。”

这句话给他造成了很大的挫折感。因为同届毕业生大都活跃在知名商社和外资企业里，而且“男人要能在社会上混，才能被叫做男人”，也是父母从小就给他灌输的理念。

如今，退出社会的宫内已经做了4年多家庭主夫。无论是做家务还是照顾两个女儿，精度和效率都很高，并因此确保了很多自由的个人时间。他利用这些时间，把家务和育儿的有趣体验通过四格漫画的形式，在个人博客——“家庭主夫的漫画博客”上定期更新，赢来了不少粉丝，并且有杂志编辑提出，要与他签约连载。宫内说，“如果不是我放弃了高学历人生，就不会得到眼前的幸福。”

同样毕业于东京大学的，《检证学历作用》一书的作者滨中淳子介绍说，“学历高的人即使再努力勤奋，出社会后也容易被人看成是有性格缺陷的人。”事实上，在滨中的大学同学里，就有一部分人为避开有色眼镜，而故意隐瞒自己的母校。滨中怀疑，令日本的高学历者视学历为累赘的主要原因，是时下的社会风潮所致。“凡事都爱看重学历，却又在鼓吹学历无价值。”

尽管有上述人“现身说法”，但据“日本版综合性社会调查”结果显示，2002年，有5成的受访者认为，高学历才能带来高收入。到了2006年，又有6成多的受访者都认为，高学历可以带来高收入。看来，日本学历社会的趋势，是在越发加剧。

也因此，人们一边强调为高学历缚，为高学历苦，一边又义无返顾地削尖脑子往名门学府里钻。应该纠正的，是这个社会的风潮，还是个人纠结的价值观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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